加缪、米沃什们的尴尬处境，是整个20世纪扭曲历史的缩影
格但斯克是世界闻名的琥珀之城，曾专为古罗马贵族制作精美的琥珀制品。
在一幅记录“团结工会”成立的历史照片上，瓦文萨正在台上签署协议，而他的身后，是一座列宁的白色半身像。当我们再次偏离正常的旅行路线，潜入瓦文萨起事的列宁造船厂，似乎见到了那尊塑像或者是复制品。塑像就摆在瓦文萨曾经工作的车间，脸部被塑料布层层蒙住，只能通过那个秃头来辨认。车间里还摆了一些用泡沫、可乐瓶做成的疑似当代艺术的作品，大多脏了破了，看得出此地举办过展览。
车间里的窗子缺了，结着蛛网，墙皮也裂了，多了几个涂鸦，地上掉着鸟的羽毛。机器都被搬空，只剩下水管、灯管、门板、砖块这些零部件在里面呲牙咧嘴。这就是瓦文萨带着工友们罢工、抗议的地方，再往里走，路过一间供工人们休闲的小酒馆，可以来到当年签署协议的办公楼，一座三层的红砖楼，门口就挂着瓦文萨被人抬着、高举双手的旧照。
与格但斯克城中的琥珀色不同，市区之外的船厂天色阴沉，吊臂、塔楼把机器之爪伸向天空，好像连云彩都染上了锈迹。这家昔日波兰最大的国有企业已经产量锐减，被私人老板收购了去。一位旧厂子弟守着办公楼的门，他说厂里不需要那么多造船工人，就派他在这里应付零星的游人。
也就是在“团结工会”成立的这一年，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工厂门口的纪念碑基座上，刻着他的诗句，以纪念那些受到纳粹迫害的人。
在其旁边，纪念“团结工会”的博物馆正在修建。这是另一种收纳历史的常见方式，就像收拾旧衣服，掸掸灰尘，叠起来，放进抽屉，偶尔拿出来比比样子，抱怨自己发了福，再也不会穿上。
米沃什来自维尔诺的一个贵族家庭——波兰人称其为维尔诺，但米沃什也是波兰的“弃子”，正如加缪之于阿尔及利亚。他流亡海外，定居美国，因为对波兰政治的强烈不满而备受指责。事实上，米沃什的确视加缪为知己，他说：“《反抗者》的作者，这个与战后的巴黎意识形态气氛相反的人是少数几个向我施以援手的人之一。”但他们都坚持自己的民族立场，在回忆录中，米沃什说，“是欧洲那个角落，它塑造我，而我也通过用童年所讲的母语写作，来保持我的忠诚。”
加缪、米沃什们的尴尬处境，是整个20世纪扭曲历史的缩影。他们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紧张之中，既意识到民主制度的失败，又不得不提防极权的步步紧逼。他们跟右翼没有共同语言，亦不与左翼同路，而是推开了一扇脆弱的窄门。
在这样的时刻，舒尔茨会复活吗
在华沙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决定独自去街头走走。这里已经像是一位沧桑的新朋，或是不再深爱的旧友，尽管那天出了一个大太阳，在乱云之间展开了笑脸，我却只有不忍，很难潇洒地离开。
墙上的时钟提醒我，现在才只是晚上9点——在波兰旅行的确不需要戴着手表，因为随处可以找到钟表，被挂在、镶嵌在建筑的外墙。
街上依然没什么人，路灯比人还多，有些路段就我一个人在走，前后左右的路灯齐齐对准我，一会儿照出6个影子，一会儿又变成3个，浓淡不一，死死地跟着我。
关于影子，舒尔茨有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扭曲的影子投射在房屋上，仿佛游走在琴键上一般。”不不不，他的说法过于轻盈，此时还是米沃什的句子更能鼓舞我，“没有影子的东西就没有力量活下去。”他之所以坚持用波兰语创作，正是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和死者交谈”——出于一种作为幸存者的内疚。
走在华沙的夜里，内心是恐惧的，城里有许多的栏杆、丝网，层层地阻隔。看着汽车回巢，电车归位，一切都与白天相反，简直是走进了一座倒拨的时钟，无数老灵魂重新站起。
在这样的时刻，舒尔茨会复活吗？再去光顾那家肉桂色的铺子，或者米沃什会再次偶遇那位被他称作“大象”的儿时挚友？“大象”曾在华沙做玻璃装配工，同时为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工作，最后在盖世太保的折磨下自杀。
我只好在酒店门口多停留一会儿，和这些灵魂作暂时的告别。
我想起在华沙王宫里见到的一尊人像，是一位背着时钟的老人，即便时钟已经停止，可他的脸上依然写满了被时间打败的神情。在这个波兰春日的夜晚，他也仿佛开口说话：不要指望一场旅行可以让你从时间里逃开。
我问他，时间是什么？
他回答说，时间既是在我们头顶呼啸的狂风，也是治疗这个苦痛世界的良药，唯一的良药。它可以塑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塑造仇恨，塑造遗忘，它也可以建起一座城，或者毁掉它。